多位受访医生认为，降薪是经济大环境、医保控费、医院大修大建这三大因素综合影响后的结果。

作者：张铃

封图：图虫创意

“是的，降薪了。”面对是否降薪的提问，多地多名医生这样回答经济观察报。

郭奇在重庆一家县医院做普外科主治医师，他是从今年8月感受到明显降薪的。这半年，工资每月会晚发两三天，扣完五险一金后，到手基本工资约2000元，绩效工资则从年初的6000元左右，降到现在的4000元左右，降幅为30%左右。

和郭奇情况类似，在西部某省级儿童医院工作的许星工资也比去年降了三分之一。她觉得这可能只是开始，因为最近一个月，她又三次听到书记在院务会上提到降薪话题。

在华中地区一家大型三甲医院担任科主任的杜月，最近正为科室几十位医生的收入发愁。医院每月根据门诊量、使用药品和耗材情况、住院天数、抗菌素使用比例等指标核算出各科室的绩效基数，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分别按绩效基数的1倍、1.2倍、1.3倍、2倍拿绩效。9月，杜月科室的绩效基数从上月的1万元左右，降至7000余元。

上海一位资深医院管理者李鸣了解的情况显示，医生降薪是个大趋势，有的基层医院医生月收入降到两三千元，还有些欠发达地区的医院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部分地方出现医生兼职开滴滴、送外卖的情况。“上海的情况还不至于这么严重，但有些医院医生收入也降了10%—15%。”李鸣说。

多位受访医生认为，降薪是经济大环境、医保控费、医院大修大建这三大因素综合影响后的结果。“前些年，谁会想到医生会降薪？”李鸣说，“但是，现在很多新盖的医院里，医生比病人都多，哪来的钱发工资？”

奖金腰斩

“因为降薪，医院最近派了个副院长，专门出去学习新的绩效考核方法。”郭奇说。

和多数医生类似，郭奇的工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工资，取决于员工工龄、职称和岗位，是固定的；另一部分是绩效奖金，由医院与科室二次分配形成，科室先将收入上交给医院，医院拿出其中的8%—12%分配给科室，科室再根据工作量、职称、级别分配给医生。一般来说，基础工资是小头，约占工资总额的三成，绩效奖金是医生收入的主要来源。

降薪后，郭奇听到有同事发牢骚：“这个工资养不起家了。”

工作十年来，郭奇经历过几种绩效核算方式。最初，医院单纯按职称系数核算绩效，住院医师的系数是1，主治医师的系数是1.5，副高、正高就更多。后来，他经历了按工作量、工龄等多种绩效核算方式。每次绩效改革前，院领导要么出去学习，要么请专门的团队来给医院做绩效考核软件，医生按照规则填写数据，系统自动算出对应的绩效数字。

许星有副主任医师职称，基本工资4000多元，前两年，她能拿一万多元绩效奖金，现在不足万元。科室里资历浅的医生收入会少一些，基本工资到手1000多元，绩效奖金三四千元。

除了工资，缩水的还有福利。许星说，过去，对病案质量高、服务质量好的医生，医院会给较多奖励。今年，奖励明显变少，取而代之的是因病案质量低或被投诉给医生扣罚。

前些天，院长到许星科室开早会时说，今后几年可能都会挺难，大家不要气馁，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10月，杜月在统计科室9月薪资情况时发现，单月绩效降幅就达到30%，这引起了她的警觉。她专门用Excel列出今年以来的科室绩效数据，和年初相比，科室绩效基数少了整整一半，除了两个月有小幅上涨外，其他7个月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现在，加上基本工资，科室年轻医生的总收入不足万元，而他们每周排班时间有70小时，这还是在没算上查房、周末开会、突然加班等碎片工作的情况下。

杜月给医院负责发绩效的经管办打去电话，对方说，已经有好几个主任来电抱怨了，杜月所在科室降得算少的。

挂断电话，杜月找同行询问情况，才知道降薪已经很普遍了——今年以来，他们的总收入有30%—50%的下降。

10月，在同城另一家三甲医院担任科主任的朋友找杜月诉苦，所在医院现在很困难，奖金腰斩，也没钱买设备。

降薪早已开始

2025年6月，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该报告统计了29469名医务人员的薪资变化、工作满意度、就业倾向等情况。数据显示，参与调研的医务人员2024年薪酬下降的占比达57.9%，且主要来自于绩效奖金的降低。相较于上一年调研报告中“37%的医务人员薪酬下降”增加了20个百分点，薪酬下降呈扩大趋势。

“其实，我们医院这七八年一直在变相降薪。”这几年，在北京一家顶尖三甲医院神经内科工作的林弈两次晋升，职称从住院医师到了副主任医师，薪水却没什么变化。以前，他所在医院每次晋职称会对应10%—20%的涨薪。

林弈遇到过两次降薪节点。第一次是在2019年，当时，北京启动医疗机构疏解计划，通过整体迁建、建设分院等方式，将北京中心区的20余家大三甲逐渐疏解至五环外。林弈说，新院搬迁后，医院的贷款压力和运营成本都增加了不少，当时就启动了全员降薪，幅度超20%。

第二次降薪的时间维度拉得很长，从疫情结束就开始了。林弈所在医院的这轮降薪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每季度递减3%—5%，两年的累计降薪幅度超过了20%。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院领导提醒大家，要准备好过苦日子。

现在，林弈每月到手总收入为1.5万元左右，除了工资收入，他每月还有一笔数目不小的人才项目补贴，因此对降薪的感受不强烈。但他了解到，科室主治医师几年前每月到手能有2万元左右，现在只有1万元出头，有时没有过万。“我的医院去年平均收入比前年下降了5%，今年又比去年下降了6%。”三明市一家县级医院院长王正凯告诉经济观察报。

与全国多数省市不同，三明实行年薪制，医生收入变化幅度不会那么剧烈。作为院长，王正凯的薪酬由政府考核发放，因此没有下降，但医务人员的薪酬略有下降。

王正凯告诉经济观察报，在三明，医生降薪的原因与其他省市有所不同，主要是因为要“腾出空间给老百姓”。2021年起，三明扩大了老百姓的医保报销目录，提高了报销比例，留给医院的医保结余就有所下降。不过，疫情期间，政府对医院有补助，因此医生们对降薪没有实感，疫情后才后知后觉。

为什么会降薪

为什么会降薪？医生们常琢磨这个问题。

被受访医生提到次数最多的原因是，所在医院病人少了。“很多年轻人不生孩子，我明显感觉儿童医院病人量变少了。”前几天，许星和所在医院产科主任闲聊，对方说，今年，产科单个月的新生儿要比去年同期少100多个。

许星对降薪早有预期，除了走低的生育率，她所在医院还位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形势较好时，不少人优先选大三甲看病，这两年，更多人会在社区医院解决小毛病。前几年，许星一天要看六七十个病人，今年夏天以来，她的日门诊量下降到二三十人。

“虽说公立医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我们也需要创收，病人少了，活少了，我们也不好意思拿那么多钱了。”许星说。“小病没人去看，大病留不住。”郭奇说，这两年经济大环境不好，科室的门诊量明显变少了，很多小病老百姓就不上县医院了，条件好一点的又更愿意去市里大医院。

医保控费，也是受访医生普遍提到的原因。

这两年，DRG（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改革在全国推行。许星说，DRG是按病种的分值来给医院拨付资金的，一些病种的分值很低。她的科室会开展儿童化疗，对于成人来说，化疗属于风险不高的项目，但儿童免疫功能不完善，化疗后很容易因骨髓抑制而发烧、感染，治疗时很容易超出DRG设定的费用限额，最终影响儿科医生的绩效收入。

DRG和医保考核也让郭奇常感矛盾。医院规定，只要患者有指征或主动要求，医生要把能收的病人尽量收治。与此同时，DRG会考核低倍率住院情况，应收尽收容易被判定为降低入院指征。“把不该住院的人收了，医保会扣我的钱。但是，如果拒收病人，医院扣的钱会更多。”郭奇说。

王正凯认为，在全国其他省市，医保局正在进行的医保基金保卫战是医生降薪的因素之一：“很多医院原来小病大治、体检一下也能住院，现在没法这样做了。”

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专门发文《DRG导致医疗收入减少？导致医院亏损？这个锅DRG背不动！》，驳斥将医院亏损归因于以DRG为代表的支付方式改革的说法。

国家医保局在该文中写道：“有的医院求大求全，扩院区、盖大楼、搞装修、加病床、买设备，这些都将让医院发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过多导致效率偏低、费用过高，有的医疗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药耗占比过高，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疗机构入不敷出，艰难度日。”

与医保控费不同的是，医院大修大建引起的亏损，是有关部门和受访者一致认可的降薪原因。

郭奇所在医院的大楼是十年前盖的，现在还在还贷。普外科用了医院一层楼，每月要给医院交房租和水电费。

王正凯说：“这几年，国家推出了很多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各地都在拼命盖医院。医院院区大了，运行成本当然要增加，这拖垮了很多医院。”

今年初以来，许星所在医院开始出现工资迟发，每月薪资会晚一两个月才能到账，有学历较高的同事选择离开。大半年里，疼痛科、血液科、麻醉科等科室陆续有十几个同事跳槽去广东等发达省份的医院，他们多数有博士学位。

降薪后，看到越来越小的月收入数字时，许星也会难受。这时，她会告诉自己，做医生这么多年了，转行并不容易，而且，各行各业都在降薪，医生很难不受影响。

许星告诉经济观察报，她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二十年前，为什么会选择当医生？是为了赚更多钱，还是为了治病救人？重新确认答案后，她得到了内心的平静。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医生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