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关不羽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曾提出“在21世纪前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对此,我国的国内舆论一片质疑甚至是嘲笑。近年来,因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内舆论更是“日本跌出一流科技国家”的甚嚣尘上。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2025年10月,诺贝尔奖名单公布,日本科学家坂口志文和北川进分别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化学奖。至此,日本已经获得了31个诺贝尔奖,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奖项达到了27项。对照“50年30奖”的任务表,时间过半、进度过半,超额完成目标。
坂口志文(图左)、北川进(图右)
2015年至今,更是捧回了7座诺奖奖杯,日本科学家依然是获奖颁奖典礼的常客。尽管诺奖不是衡量一国科技实力的唯一指标,但是以日本科技界人才辈出、成绩斐然的表现,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跌出一流科技国家”吧?
日本科研很“接地气”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战后日本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过,研究借鉴不能以己度人、削足适履,用想当然的“先进科研观念”强作解人。
比如说,所谓日本“更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中国大众对“基础科学”的误解和执念由来已久。在很多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五十年内用不上”“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是利润”的“纯科学”才高大上。
其实,这样的“纯科学”在整个科研领域并非主流,也不可能成为主流。科学技术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工具,有现实应用的“问题导向”才是科研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且,科研事业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不可能不计投入产出比。
每年成千上万亿的资金、大量高端人才投入,就是为了“追求真理”的形而上“辩经”,显然是荒唐的。少数科学偶像不计得失、追求真理的崇高理想值得敬佩,但是个体的牺牲精神,不能成为科学事业的乌托邦想象。
实际上,日本在全球主要科技强国中恰恰是最为务实的,贡献了大量应用科技,这也反映在诺奖名单中。今年两位诺奖得主中,坂口志文的免疫系统T细胞研究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毋庸置疑。北川进以庄子的“无用之用”为座右铭,但是他研究的“分子海绵”属于新材料学科,也绝非“无用”。只不过北川进的研究在当时属于比较冷门小众的方向,但也绝非奔着纯理论、纯科学去的。
日本2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中,符合国人想象的“纯理论”“纯科学”的寥寥无几。即便在“玄学”扎堆的物理学奖中,日本科学家也贡献了很“接地气”的应用向成果。2014年两位日本科学家因发明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获奖,高亮度蓝色发光二极管就是蓝光LED,如今家家户户都在用。此外日本诺奖还贡献了蛔虫病新疗法、干细胞研究、锂电池等增进人类福祉、实用性很强的优秀科研成果。
日本不是“全民修仙”的老欧洲,“知识的创造、应用和对社会福祉改善”才是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所强调的重点。
行政部门不做“婆婆”
日本成功的科研事业,并不是几个科学扫地僧躲在大学实验室搞“基础研究”闭门造车,而是产学一体、政商学合作的协同之功。
日本政府重视科研,的确是事实。文部科学省是日本科研事业的核心行政机关,备受关注。文部科学省主导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是日本政府科研政策的战略性文件,受到学界、产业界的高度重视。但“重视”不等于主导,更不等于包办。
日本科研投入的主力一直是企业,而非政府。与美国科研更商业化的“刻板印象”不同,日本企业和科研事业的关系更为密切。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日本企业在科研总投入的占比始终高于美国,近年已接近80%,高于美国8%左右,在全球科研强国中都处于“领跑”位。
实际上,日本大部分科研项目都是由企业发起、投资的。尤其是“财阀”级的大型企业,三菱、日立、松下、索尼、丰田和本田等均是全球百强研发投入企业。这些大企业和下属子企业的科研机构,本身就有很强的科研产出能力。多项诺奖就是来自这些民营科研机构,和民营科研机构与国立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
而且,这些“底盘”极稳的大型企业,尤为擅长精细化管理和长期运营,是动辄十年、二十年的基础性研究的主要赞助者。
文部科学省在制定科研事业的宏观战略时,不是官僚们拍脑袋、迎合上意的一时兴起,而是积极听取企业界、学界的意见,共同决策。
文部科学省组织的综合科学技术创新会议(CSTI)是日本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门,由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亲自参与决策,日本顶尖大学、科研院所和部分大财团的主要负责人都是会议的要角。
在日常管理中,文部科学省的“微操”主要是跟踪管理政府资助科研项目,除此以外很少插手日常科研活动,也很少干预国立科研机构的管理运营。并不是包办一切、管头管脚的“婆婆”。因此还发生过“乌龙事件”。
2002年岛津制作所的研发工程师田中耕一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文部科学省官员事前毫无所知,还是后知后觉地从互联网上得到的消息。甚至田中耕一和他的研究项目在文部科学省的数据库中“查无此人”,因此成了日本媒体的笑谈。
其实,这并不是文部科学省失职。田中耕一并非一流名校毕业,从事的分析检测行业属于小众行业,他的科研项目也没有申请政府补贴。所在的岛津制作所虽是百年名企,但论规模也只是二流。因此,田中耕一和他的科研项目不在文部科学省的重点清单内,也是很正常的。一家二流企业、没有顶级履历的一线科研人员,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恰恰证明了日本的科研能力之强。庞大的产学一体的科研体系广泛扎根基层,根本不是“政府包办”能比拟的。
企业强则科研强
日本科研事业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在经济增长迟缓的“失落的二十年”依然逆势繁荣,依靠的是企业为中坚的产学一体机制。企业在这套机制中不仅是主要的投资人,也是长期化、精细化管理的操盘者,更是市场应用的转化场。也正因为企业在科研事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感,才保证了日本科研事业没有走向好高骛远、华而不实的“科研政绩化”。
战后无可争议的全球第一科技强国、拿走三分之一诺奖的美国,也有类似的成功经验。在冷战前期,因国防军工的科研需求增长,美国政府是科研事业的主要出资人和主导方。随着60年代末局势趋于平稳,美国政府的科研投入占比逐步下降。
冷战结束后更是加速下降,此消彼长,企业逐渐成为科研事业的中坚力量。目前美国科研投入的73%来自企业。江河日下的欧洲老牌科技强国英、法、德,企业投入的占比均低于70%。考虑到美国依然有大量国防军工的政府科研投入“硬支出”,欧洲老牌科技强国的企业科研投入和美国的真实差距更大。
由此可见,企业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即便不是决定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印度的情况也可以作为佐证。印度的经济总量很高,目前已经超过了英国。印度的科研总投入也不低,位列全球第七,也超过了英国。但是,印度距离科技强国的梦想十分遥远。这样一个很努力的“差生”,科研体系倒是名副其实的政府主导。52%的科研投入来自政府。企业投入中一半以上来自国有大型军工联合体,比如举世闻名的“寡妇制造者”印度斯坦航空。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名义上贡献了六位自然科学奖项获得者,但是真正的“本土产出”只有半个——1930年物理学奖得主钱德拉塞卡拉·拉曼,他的科研事业是在英属时代完成的,获奖时印度独立了。
学习日本科研,要学到点子上
言归正传,日本能不能完成“50年30诺奖”的目标,已经不存悬念。日本是不是一流科技强国,答案更是显而易见。
9月15日,日本综合商社兼松宣布完成了球形齿轮的量产技术开发,最早将于2027年在全球首次量产。这家“名不见经传”的日本企业,攻克了球形关节发明十余年无法量产的生产技术难关。
或许这一科研成果远没有诺奖耀眼,但重要性毫不逊色。因为诺奖评选结果有回溯性,得奖的科研成果很多是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前的。而球形关节实现量产后,机器人很快就会拥有和人体肩关节一样灵活的手臂。
至少目前为止,日本科技产业并没有显示出颓势。但是,潜在的危机确实存在。
最大的挑战是老龄化,虽然因回溯性,诺奖得主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但是科研事业的主力是中青年。高度老龄化的日本社会,很可能面临科研人才后继乏力的困境。
其次则是经济增长缓慢,经济环境恶化的风险增加。无论怎么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那么科研投入增长也将难以为继。
此外,还有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虽然日本科研体制比绝大部分国家都要完善,科研人员的待遇优厚、社会地位高、研究环境稳定,但是官僚化、封闭化的程度依然高于美国,且有恶化的趋势。
每年数千高端科研人才出走海外,大部分都去了大洋彼岸。这一现象已经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重视。耐人寻味的是,日本媒体调查发现,出走的科研精英对本土科研环境最大的不满不是收入和工作量,是兼职太多和氛围压抑自由度低。
其实,论社会地位,美国科研人员是远远及不上日本的。美国没有东亚推崇智识精英的文化传统,“科学家”享受不到国民偶像、民族英雄的待遇。甚至科研人员如果从事纯学术研究,收入水平也只处于中下水平,并不优厚。但是,美国专业性更强、“人情世故”较少的专业环境更吸引人,尤其是天马行空的青年才俊。
至于国内经常强调的日本政府科技投入减少,实际上影响并不大。科技研发投入的重心早已转向了企业,政府的角色更多的是顶层设计和服务保障。
日本从20年前的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开始,政府科研经费就已经没有明显增长,但是企业的科研投入一直在增加,科研总投入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始终保持高位。不存在“日本政府不增加投入,日本的科研经费就不够”的情况。
之所以日本国内呼吁政府增加科研投入的呼声很高,更多的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喝”,这种争取财政蛋糕的呼声别太当真。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而且发生得更早。自打60年代末冷战局势趋稳,美国政府国防军工的科研需求下降,政府科研经费支出持续下降,美国国内舆论的批评声就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批评者似乎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美国企业的研发支出一直在增长,科研总投入不减反增。而且,企业科研投入的资金效率更高,90年代以来,美国科技水平和欧洲乃至日本的差距越来越大。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就颁给了谷歌量子AI团队的科学家,谷歌在两年内共收获三项诺奖、五位得主。
总而言之,日本战后迅速成为“诺奖大户”、科技强国的经验,的确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企业为中坚的产学一体机制、行政部门的角色定位、务实的科研战略目标,都是值得学习的。至于想当然的“重视基础研究”就呼吁政府增加投入、强调政府主导之类的“学习”,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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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