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远举

财经专栏作家

多家智库研究员

近日，有游客投诉浙江省绍兴市鲁迅纪念馆，游客称，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画面不妥，误导青少年。这是最近反抽烟浪潮中的最新风波。

此前，在呼吁高铁禁止泡面后，管制呼吁也转向了高铁站台吸烟问题。高铁全面禁烟，抽烟的人就会趁着短暂停靠时，到站台上抽烟。有人表示，站台二手烟味比方便面更不能忍，建议站台上也禁止吸烟。

对此，12306的回应较为折衷，工作人员称，车站站台多为露天环境，目前并无禁烟规定，车站通常会设置专门的吸烟区及灭烟设施。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室内公共场所严禁吸烟。站台并不属于“室内”范围，但有观点认为，旅客上下车集中，站台人流大，在站台抽烟会影响到旅客，所以，不能视为通常意义上的“室外”。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凡事皆有两面，这是辩证法。

不能用“夸大风险”无限压制他人自由

香烟是国家专卖，国家专卖的烟草，利税是所有人都享受的，必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这是一个公共决策的硬币两面，不可分割。

从这个意义上，高铁站台是否禁烟，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不必搞多数人的政治正确，不同声音都可以畅所欲言。

首先，不能夸大技术性风险。支持站台禁烟，通常会夸大风险，比如站台有电子设备，烟头会引发火灾等等。

现在有一种风气，就是赞同管制的时候，就随意夸大甚至编造风险。比如，论述不能在地铁喝水，随口就说，万一水洒到地上，引发短路，威胁行车安全。但是，下雨天，城市轨道交通难道要停运吗？

再比如，有人耽误了高铁出发，随口就说，影响高铁运行，会产生撞车风险。但真的一点点水，耽误两分钟，就会导致如此大的风险，那么，最应该负责的是高铁系统的设计方。这种没有任何鲁棒性（是一种“抗压”能力，指系统在面临外部干扰、环境变化或内部错误时，仍能保持稳定运行并产生预期结果的性质）、抗风险的系统，就是不合格的。

当然，实际上高铁这么一个专业系统，不会毫无风险抵抗力。高铁运行几十年，也从来没有任何站台抽烟导致安全事故的报道。全世界也没有因为地铁车厢的一点水就导致行车事故的报道。

其次，应客观估计健康风险。二手烟的危害是明确的，但是，生活是复杂的，它不仅仅是定性的、只有性质判断的逻辑，它也是定量的，必须在量上进行逻辑分析。这是因为，量的变化会带来质的改变。

一个人穿着劣质衣服，衣服会散发甲醛，在车厢的密闭环境内，他身边的人会吸入甲醛，那么，要不要对劣质衣服进行检测，禁止穿劣质衣服的人坐高铁呢？

站台不是车厢，是敞开的，即便有顶也非常高，烟雾不容易聚集。油炸、爆炒时，油脂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也会产生多环芳烃、丙烯酰胺、苯并芘等致癌物。站台上，那几秒钟，10米远处的烟，对人造成的危害，不会比家里厨房的油烟更大。

风险的另一面，是抽烟的人面对的困境。现在车厢内全面禁烟，已经做得很好了。抽烟的人，已经退了一步。烟是有瘾的，如果站台也禁止吸烟，吸烟的人，长途乘车，是很难受的。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的确规定了，“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站台和等候队伍所在区域”禁止吸烟。但这是针对的城市场景。这些场景下，吸烟的人，只需要走出这个区域就可以了，很容易找到替代的地方。但在高铁停靠时，吸烟的人不可能走出火车站。

抽烟的人已经退了一步，凡事不可太尽。严厉的禁烟会产生很多偷偷抽烟的人，反而会产生更真实的风险。

其实，高铁站台解决抽烟问题并不复杂。机场设置吸烟室，是因为整个机场都在室内，必须用一个专门的密闭空间，并用专门的风道把烟引出去。对高铁站台来说，就简单多了。只需在站台上放几把电扇，把烟吹散。至于冬天有些冷，那就让吸烟的人自己去判断，为了烟瘾，值不值得。

过度追求积极自由，反而让自己没了自由

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最近的诸多关于方便面、孩子发出声音、抽烟，都涉及公共行为中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于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消极自由就是：免除XXX的自由，即个人不受外部力量干涉的自由，我们的行动没有某种“特殊障碍”即他人的强制。

而积极自由就是：去做XXX的自由，比如一个人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更简单地说，消极自由是关起门来的自由，积极自由指被其他人认可、接纳、承认的自由。

从这个概念看现在的高铁上的诸多争论就比较清晰了。公共场所抽烟当然有明显的外部性，所以，抽烟不是一个消极自由，而是一个积极自由。小孩发出声音，吃方便面，都有外部性，都是一种积极自由，都需要社会接纳。

过度地追求积极自由，会形成对他人权利的侵犯。但反过来，集体凭借舆论上的多数，不接纳个体积极自由的任何成本——哪怕这个成本非常非常小，也一律拒绝，那么，最终也会损害消极自由。

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保护消极自由，就必须某种程度上，容忍积极自由。多数对少数的压制，哪怕仅仅是在积极自由领域，但基于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联系，最终，也会抑制消极自由。最终，一个两岁孩子飞机上哭，这种人性最基本的自由，也会被陌生人关进卫生间“立规矩”。

待到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展示鲁迅抽烟的画像，实质上，就是连展示画像——这已经是消极自由——带来的一丁点外部性都不接受了。

实现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机制，就是夸大外部性的风险，夸大损害。比如，在轰隆运行的列车上，要求休息的安静，夸大杂音的损害；在高铁上，要求不能闻到方便面味道，夸大方便面味道带来的不适；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夸大画面对青少年的影响。

这类行为夸大外部性，夸大损害，不承认个人积极自由的正当性，最终，会损害消极自由，让关起门来的自由，也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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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