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中提及的“妈妈岗”，看似是为女性就业提供的便利举措。然而，仔细分析却发现它并未真正改善女性就业环境。“妈妈岗”往往存在岗位限制多、薪酬待遇低等问题，这使得女性在就业选择上仍面临诸多束缚。虽名义上照顾了女性育儿的需求，但实际并未从根本上打破职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女性在就业中仍需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妈妈岗”未能从系统层面为女性创造公平、包容的就业氛围，难以实质性地提升女性的就业地位和机会。

作者｜赵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近日，有关“妈妈岗”的讨论再次登上热搜。“妈妈岗”，顾名思义就是为作为母亲的女性进行特别工作照护所提供的岗位。例如，山东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最近发布青岛首批“妈妈岗”用人目录，其中包括190个岗位需求，来自7个用人单位，涉及餐饮、家政、保安服务等领域，多为钟点工和小时工。该通知还尤其提及，“妈妈岗”是指能够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的妇女就业，工作时间、管理模式相对灵活，方便女性兼顾工作与育儿的就业岗位。

青岛的“妈妈岗”用人目录，并非首创。“妈妈岗”最早可追溯至2019年广东中山的试水就业新模式，2022年中山同样推出了全国首个专项政策对“妈妈岗”进行补贴，随后山东、重庆、湖北等越来越多的省市都将“妈妈岗”纳入就业体系。

这些“妈妈岗”的推出，一方面是为专门解决妈妈们的就业需求，帮助这一群体平衡事业和家庭，使其不致因为要承担育儿重负而与社会彻底脱节；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对灵活用工与弹性工作机制的有益探索。例如青岛的通知中就提及，用人单位可与员工协商弹性工作、不强行安排加班、工作时间因照护儿童需要可以随时调整、可以随时请假等，且双方协商明确的应列入劳动合同，依照劳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和处理。

被嫌弃的“妈妈岗”

值得玩味的是，这个旨在对母亲提供特别保护的就业举措，并未像预料中那样获得公众的普遍赞誉。

相反，很多女性在看到这些消息时都极度抵触，认为“妈妈岗”非但不会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反而会固化社会分工；打着帮助“妈妈们”灵活就业的旗号，最终导致的却是将女性牢牢锁定在育儿和家务照护这些低收入、低报酬甚至是“低价值”的工作中，故而根本无益于解决女性所面临的“母职惩罚”问题。

事实上，从各地提供的“妈妈岗”工作内容来看，基本也都是家政、保洁、餐饮服务等低薪和低技能工作，这些岗位不仅对白领妈妈们再就业毫无助益，而且让那些承担了“妈妈岗”职位的妈妈们，工作内容也无非就是从一个育儿和家政服务场域再切换到另一个育儿和家政服务场域。所以，这些“妈妈岗”的设置，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使妈妈们不至于因为育儿而与社会脱节，甚至使妈妈们在抚育孩子的同时还能完成职业技能的提升，实难给予过高评价。

此外，所谓妈妈们的“灵活就业”在很多地方都被异化为“零工化”，这也使妈妈们的劳动权益无法获得充分保障。很多招聘“妈妈岗”的公司，仅愿意承担这些员工的人身意外险，而不愿为其缴纳社保，有的甚至以这些职位属于“自由从业者”而拒绝与妈妈们签订合同。故而，很多网友辛辣点评：所谓“妈妈岗”，无非就是经过精心包装的“临时工”。

更有甚者，很多企业为获得政府的额外补贴或者规避企业的社会责任，专门将那些低技能、易替代的岗位包装成“妈妈岗”，而写在宣传单上的一些为妈妈们提供的“技术岗”，其实际工作内容也仍旧是午休期间照顾小朋友这些家政服务工作。

究竟是提供特别照护还是固化性别分工？

“妈妈岗”立意虽好，但其引发如此多负面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借由“妈妈岗”的设立，不仅强化了性别歧视，还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危险信号：育儿的责任就应由母亲主要承担。

即使妈妈们担忧育儿重负会影响其职业发展，但国家为其提供的工作照护，也仍旧只是低薪化、零工化的边缘性岗位。这类岗位的工作内容，与妈妈们在家庭中承担的工作本质上几无差异。

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岗的设立，与其说是国家在努力为承担母职的女性提供特别的工作照护，毋宁就是将现有的性别不平等甚至是传统的社会分工和家庭分工都予以系统性固化。

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即使女性地位迄今已有很大提升，但女性仍旧是育儿和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第三号）》，女性在无酬家务劳动方面花费的时间，几乎是男性的2倍甚至更多。这些无酬劳动，就包括家务劳动，陪伴照料老人、病人，抚育孩子等。

而母职惩罚的概念，现代女性也早已不陌生。它就意味着，因为生育和家庭照料等行为被天然地归属于女性，导致即使法律承认男性和女性都有平等的工作权利和工作机会，宪法甚至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可成为母亲却会使女性无论是在薪资收入还是工作晋升方面，都仍旧与男性存在显著差距。而且，这种惩罚会伴随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甚至是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而越大。

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将此归因为，“市场—家庭”的二元结构导致的市场对于家庭的系统性压力。在她呈现的图谱中，市场从名为家庭的外部环境中获得健康劳动力，同时将不被市场需要的老人、病人甚至孩童都一体性地归入家庭。市场系统虽然依存于家庭，但为维持家庭而付出的劳动成本却无法使用市场的评价机制，这就导致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和照护劳动的价值根本得不到市场承认，也无法被予以价值估量，甚至被排除在法律上的“工作权”概念之外。

相应的，也因为女性承担了更多的无酬家务和照护活动，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其在有薪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表现。因为家务劳动所导致的“时间贫困”和“精力贫困”，女性更无法在有酬的市场劳动中与男性有同等程度的时间投入和精力投入，也无法如202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劳迪亚∙戈尔丁所言的那般进行所谓“贪婪工作”（Greedy）。

根据戈尔丁的研究，更好的晋升机会、更高的薪资报酬甚至更高的职场成就，恰恰就建立在超出一般要求的“贪婪工作”基础之上。而女性因为承担过多家务劳动所导致的在职场上整体表现不如男性的事实，又会继续为性别歧视提供理据，由此也使“女性更适合待在家里从事家务劳动”的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强化。

该如何解决“母职惩罚”？

妈妈岗的新闻刚推出时，一个年轻女友发圈称“全职妈妈，宇宙中最弱势的名字”；上周末和两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吃饭，她俩也态度鲜明地表示，“我们绝不会当妈，我们就是最后一代”。决绝的表情甚至让人觉得，现在当妈早已不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反而成了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她们的反应，或多或少已经代表了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不断走低的生育意愿。既然生育就是对女性自我实现的惩罚，又何苦再自陷其中？

我们时代面临的另一棘手问题是，相比此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作单位为职工提供带薪产假、食堂、保育院、托儿所等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时代的子女照护责任已经越来越多地因被家庭化而被女性化，人们对女性投入到养育子女中的期待也越来越高。由此，越来越重的母职投入便成为现代女性在进入婚姻和家庭时无法摆脱的重负。

所以，妈妈岗的宣传遇冷可能促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国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才能给母亲提供真正的照护？妈妈们需要的，是否就只是从一个育儿场域腾挪到另一个育儿场域的低价零工？更近一步，育儿和照顾家庭的劳动，是不是就应该由女性主要承担？我们又如何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刻板印象？

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又绝不只是给承担育儿重负的妈妈们提供短期的财政补贴和有限的工作照顾就能解决，它需要的首先是社会整体对无酬的家庭照护工作价值的承认和尊重；其次，还有育儿责任本身的“去性别化”。唯有承认无法被市场量化的家庭照护工作同样具有价值，同样应获尊重，才能有助于家庭内部实现照护劳动的再分配，才能有利于减少女性的无酬照护；也唯有推行育儿责任的去性别化，才能逐步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和家庭分工。

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国家进行性别平衡的干预和性别正义的矫正，远远会比仅对弱势一方进行一厢情愿的性别扶贫，进而再加剧性别歧视和固化家庭分工更有效。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养育孩子并非只是女性的责任，甚至不只是家庭的责任，而是需要整体社会的托举，这也应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母亲友好”甚至是“女性友好”的社会，可能并不需要“妈妈岗”的存在，而是需要“妈妈岗”的彻底消失。因为，它的存在只是在不断提醒，育儿就是对女性这种单一性别的“惩罚”。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 |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