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赵宏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

上周双十一，一早就读到李一诺在公众号“奴隶社会”发表的文章《“暴雷”的一土，怎么了？》。也是这时才意识到，一直被我们作为教育创新标杆的一土学校，遭遇了建校以来最大的财务危机。如李一诺所解释的那样，学校从10月开始因账面缺钱，已无法为教师和员工开出工资，也无法支付供应商的欠款，只能依赖创始人的信用卡借钱支付一半工资，而11月的工资还在筹措之中。

一土学校之所以出现资金问题，李一诺解释是与一土合作办校的致知学校用一土学校的现金流做抵押，又从多家银行贷款融资后，转移支付给致知学校的上一个合作伙伴作为“分手费”，而并未用于一土学校经营。结果就是一土学校的资金被迅速掏空，现金流也因此出现重大缺口。

其实，一土“爆雷”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关注，很大程度是因其创始人李一诺身上有太多光环：年少时保送至清华大学，之后赴UCLA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后没几年就成了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还担任过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前首席代表。这样的华尔街女精英，因为不满现在的教育现状，又选择躬身入局亲手创办“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的理想学校。如此的经历，让我身边的很多女性都将一诺视为偶像。她的那本《力量从哪儿来》被无数女性传看，而同名演讲中的那句“当你不满现有的体系，就在现实环境里自己成功，想要什么样的环境就自己动手去创造它”，更是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以精神上的极大鼓舞。

所以，一土学校出事后，很多网友就感慨，如此耀眼的商业背景居然不懂风险隔离和财务管理，以至于最终被合作方彻底拖垮。但正如李一诺自己在文章和视频里所说，学校出了这么大问题，难道真的就是他们不懂经营、不知风险吗？

他们能与致知学校合作，无非就是因为一土可以借机获得办学资格，而这个全年级的办学资格和稳定的场地，对于曾一年搬家九次，甚至已是知名的“网红学校”，却始终无法拿到全年级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如此珍贵的“名分”，使一诺和一土哪怕知道可能会接盘对方此前的所有债务，仍旧还是选择了合作；哪怕这个合作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缜密的商业规则，而是建立在如今看来极其脆弱的个人信赖基础之上。

据说一土和致知的合作，最初还是有过蜜月期的。一土凭借其良好的口碑，致知凭借其资质和场地，的确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强强联合，一土一年的招生规模可达500余人。但也正因招生规模扩大，在学校开始收取可观的学费后，此前脆弱的合作关系因致知单方面背弃承诺而最后崩塌。

在一土出现经营危机后，网上已有太多文章讨论一土如何在财务方面一步步失守，最后彻底崩盘。有的文章标题直言，一土学校爆雷体现的无非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理想固然可贵，但如果无法在现实落地，最终也会彻底失败，甚至沦为笑谈。

当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当然不乏各种情绪性表达，可看到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论调，总觉得有股热流堵在嗓子眼。我相信作为投资精英的一诺夫妇，不可能不知道在合作时承受对方全部历史债务的这种模式可能会让自己卷入何种风险，也不会不懂在有责无权的法人治理结构下，一旦合作方背弃承诺会让自己陷入何种不利境地，但他们依旧选择了“以担债来换取资质”。

这样的想法，的确太理想主义。在冰冷坚硬的现实面前，这样的理想主义也很容易撞得头破血流。但在一个充斥着犬儒主义者和精致利己主义者，在一个越来越少人关注公共生活和他人命运的社会，又有谁有资格去嘲笑躬身入局的理想主义者呢？

一土学校遭遇的财务危机，与其说是李一诺夫妇的决策失误和遇人不淑，不如说从根本上反映的是民办学校极其真实的生存困境。

我国2002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之后又在2013年、2016年和2018年历经三次修改。从颁布起，这部法律传达的信号就是国家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而且，在这部法律中还尤其强调，“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事实却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相对混沌的发展期后，对民办学校的牌照发放实施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一个民办学校要取得办学场地和资质牌照也变得极其困难。所以，一土学校即使已在教育领域赢得了良好口碑，但在很长时间内也只拿到部分年级的办学资质，这对于想要将自己的办学理念贯穿于整体基础教育周期的学校创立人而言，当然是远远不够的。除资质问题外，还有办学场地。在政策整体收紧的背景下，拿地与资质一样，变得极其困难。这些都成为一土接受不平等合作条款的制度背景。

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反思和检讨的，绝不是后来的创业者如何避开一诺踩过的坑，而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善民办学校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如何真正能够实现国家鼓励和支持民办学校的基本目标在现实中真正落地，而非一方面在法律中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又设置重重制度壁垒和严苛行政管控，进而使民办学校的经营举步维艰。

最近在思考一土学校时，看到一篇纪念作家路遥的文章。作为一个西北人，路遥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以血为墨的文学殉道者。小时候读到他写“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人活一生，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个不满意，就灰心”时，的确觉得非常励志，他笔下的平凡人物都像他自己一样过得坎坷艰难，却永远努力在生活的苦里咂摸出一丝甜。可人到中年，却对这种苦难书写心生厌倦。

人生真实的意义，绝不在苦难之中，而是对苦难的诘问和反思。所以，“赞美苦难”“感谢苦难”甚至“化悲痛为力量”，说到底无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传统叙事的变种，可背后的结构和制度呢？每个人都不是活在真空当中，也正是因为有外在结构的掣肘，任何人都根本没办法仅凭借自身的努力就能战胜苦难。因为让你负重前行的，可能根本不是苦难本身，而是造成苦难的制度性原因。

但是，认识到这些制度原因和结构困境，个人努力就不重要了吗？不会。我们依旧可以在每个缝隙中做出自己的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正如我们在本栏目经常引用的那句：“微小的力量推动文明。”写到这儿，想起我和几个好友开办过的另一个法治专栏《法治的细节》。用陈碧老师的话说，在那个栏目中，我们每个人都贡献了最大的热情和最快的速度。但这个专栏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停刊了。记得停刊的那天，我去跑了长长的步，跑到觉得自己身体中的所有水分都像抹布一样被拧干。疲惫回家时看到单主编在微信群里留言：“留得青山在。”所以，挫折和失败都不可怕，只要还有再来的勇气。

作为理想主义者，遭遇打击、误解甚至讥讽是一定的；即便投入百分百的努力想要做某些事，最后也未必就会成功，但这又有什么呢？愿意投身理想，本身就是珍贵的勇气和稀缺的品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评价李一诺和她的一土学校就是教育创新的一次失败。相反，在这个流量至上、虚无弥漫的时代，她反而给我们示范了一个积极行动者应有的样子：要什么样的环境就自己亲手去创造它，哪怕你要为此承受代价。

记得有一年年终，李一诺在公号上引用特蕾莎修女的话语鼓励大家：“即使你是诚实的、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多年来你营造的东西，有人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么，你还是要去营造；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还是要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这段话，同样送给此时的李一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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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