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武卓韵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25年9月10日，美国犹他州奥勒姆市的犹他谷大学校园，年仅31岁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在一场户外演讲中遭枪击，后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现场活动属于他创办的组织“美国转折点”策划的校园巡回演讲系列。嫌疑人尚未锁定，案件仍在调查之中。柯克遭枪击身亡后，特朗普下令全国降半旗志哀。

暗杀：绑架整个社会的公共叙事

因活跃于社交媒体和校园演讲而迅速崛起，查理·柯克被视为美国保守派青年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他在2012年创办“美国转折点”，以推动保守派思想为核心议题，利用互联网平台制造话题、扩大影响，成为特朗普派系阵营中最具号召力的年轻意见领袖之一。即便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不论政治立场左右，只要稍微关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议题，都大概率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身影。

在社交媒体上，他常展现“设摊辩论”的形象；在校园里，他邀请学生走近，与他就种族、性别、移民、枪支等敏感议题展开交流和辩论。他的公共形象一向建立在“直面冲突”之上，并善于在辩论中将复杂议题简化，用尖锐的问题逼迫对手表态。

无论是在校园的即兴对话，还是在媒体访谈中，他常常通过犀利的反问、极快的语速和逻辑的跳跃，营造出掌控全局的气势。在支持者眼中，他是一位真诚无畏的“保守派斗士”；而批评者则称，他在用虚假事实和逻辑诡辩制造对立和争议，扩大自己影响力。

暗杀事件发生后，尤其当查理·柯克的死讯传来，全世界瞬间为之巨震。在美国主流政治界，包括白宫、国会两党、各州领导人、主流媒体在内的精英阶层普遍谴责暴力，强调制度与言论自由，体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而在社交媒体上，左右阵营又一次针锋相对，各自铺陈叙事，或将柯克塑造为保守派烈士，或贬斥为拥枪者的咎由自取；更有甚者，已经把这起暴力事件视为美国社会低烈度内战和彻底分裂的象征。

这种主流政治界和社交媒体的鲜明反差，再一次凸显了互联网时代的某种政治困境；同时也令人担心，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累积而成的制度文明，是否还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消化这些被仇恨塑造的子弹。

必须承认，在任何一个社会，暴力暗杀都是极为极端和极为罕见的手段。但也要承认，暗杀同时是最具有象征性的暴力手段之一。暗杀所带来的巨大震动和影响，使得极少数极端者的行为就能绑架整个社会的公共叙事，从而让极少数的暴力分子把沉默的大多数推到被动地位。

不过，暗杀行为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却并不一定如暗杀者者所愿，也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分裂加剧。例如，马丁·路德·金的遇刺，并没有导致黑人和白人的全面战争，反而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民权进程；圣雄甘地的遇刺，也没有使印度陷入解体；林肯、里根等人的遇刺，也没有导致美国社会的彻底分裂。

在某种程度上，暗杀这种极端行为，更像是一种对制度免疫力的考验。之后的社会走向，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吸纳能力和消化能力。

互联网困境：既造就领袖，又孕育风险

查理·柯克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互联网环境的推动。他善于把复杂的政治议题包装成简短而有冲击力的讯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他通过高频率的输出与跨平台传播，形成了稳定的受众群体。借助算法驱动的传播机制，他不仅在传统保守派媒体之外获得了庞大的流量，而且迅速在年轻人中树立起“敢于对抗自由主义主流”的形象。这一切，几乎是所有典型的互联网时代政治意见领袖的成长路径。

然而，互联网的能量并不是单向度的。正是这种算法优先与社交传播，放大了极端情绪和二元对立。攻击性更强、立场更尖锐的表述，更容易获得转发和点赞；道理的复杂性、事实的细节乃至逻辑的精微，往往被简化甚至被抛弃。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一个政治人物越能制造争议，越容易得到扩散的红利。柯克及其所支持的特朗普，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互联网同样孕育了更强烈的仇恨与敌意。对于支持者而言，柯克是“无畏的斗士”；而在反对者的同温层里，他则被描绘成“保守派毒瘤”“厌女者”和“拥枪暴力的代言人”。这种标签化和去人格化，使得柯克早已超越个人，成为其所代言的政治立场的化身。

于是，当针对他个人的极端行为发生时，在舆论上被迅速解读为对整个阵营的宣战。就这一点而言，互联网不仅造就了意见领袖，同时也滋养了极端仇恨，并降低了实施暴力的心理门槛。

也许最终杀掉他的这颗子弹，正是被这样的仇恨情绪所塑造。这种困境和矛盾让群体认同迅速凝聚，却也让“敌我叙事”不断固化。这远非查理·柯克一个人的命运，更是互联网时代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

表面上，互联网是意见领袖和仇恨情绪的加速器，一个更深层次的裂痕则是共同真相的失落。过去不同阵营的分歧，往往集中在政策立场上：加税还是减税，福利还是市场，移民还是保护主义。而在今天，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撕裂，却更多是情绪层面的敌意。

这种“情绪极化”，不仅局限于对立的立场，更是对异己的强烈厌恶与不信任。在这种环境下，问题的焦点已不再是“我们如何解决矛盾”，而是“我们如何看待对方”——对方不是错的，而是坏的；不是政敌，而是敌人。

当这种敌意成为社会主导情绪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共同真相”。事实本身并不会消失，但它们在不同群体眼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条信息在保守派平台上被解读为“对传统价值的捍卫”，在自由派平台上却被当成“对民主的威胁”。同一事件在不同叙事中，几乎成了两种互不相容的现实。

诚然，真相没有真的被抹去，但却失去了作为公共讨论的功能，使得事实再也难以被普遍承认，更无法作为对话基础。

这种现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屡见不鲜：

首先，事实核查和专业知识的权威正在被迅速削弱。专家、媒体、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在情绪极化的氛围中很容易就被怀疑为立场先行。

其次，在事实层面的纠错，正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接受事实就意味着动摇身份认同，所以哪怕存在公开透明的证据，敌意一方也往往拒绝承认。

第三，情绪极化创造了更多的去人格化的标签，把对手不再视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更无视共同作为人类的基本共性，而是简单地视为“毒瘤”和“病毒”，进一步降低了暴力的心理门槛。

所以，当公共生活中“共同事实”一再被解构，任何重大事件都更容易被裹挟进叙事战争。不同阵营各执其理、振振有词，却没有一个被普遍承认的解释框架——社会整体上不再有共同的讨论基础，制度也因此更难发挥应有的缓冲功能。

制度如何吸收和化解极端暴力？

极端暴力的危险，不仅在于它直接夺去生命，更在于它可能点燃社会的集体恐惧与敌意，把个别人的子弹变成彻底撕裂公共生活的力量。

一个良好制度的任务，正是在这种冲击面前展现免疫力，把暴力纳入程序，避免其外溢为报复与混乱。这一切，需要精英共识的护航，需要社会网络的支撑，需要政治文化的克制。但其核心和落脚点，至少在美国的制度下，依然是司法制度的独立、公正与透明。

要知道，首先，司法承担的就是事实发现的功能。在激情和谣言翻涌的时刻，只有司法会慢下来，依循证据与程序去重建事实。通过调查、取证、交叉询问、专家鉴定等制度化步骤，在纷繁复杂的叙事中划出清晰的边界：哪些是证据支持的事实，哪些只是意见或猜测。这种由程序保证的事实认定，不依赖立场，只依靠证据的可采性与逻辑一致性，因此比政治辩论更具权威性，也更容易成为社会最低限度的共识。

其次，是透明与公开。司法程序之所以强调公开审理、判决说理、庭审记录可查，正是为了让公众看到结论的形成过程。透明是司法的最本质和最基础的要求：当证据如何被使用、法官如何推理都暴露在阳光之下，判决结果就不仅仅是“权力的裁断”，而是“理由的产物”。在这种程序之下，由于过程的正当性被所有人看到，所以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社会也更可能接受它。

更为关键的，是独立与公正。司法的设计目标，就是让裁决不受多数激情、政府意志或利益集团的左右。法官的任期保障、回避制度、上诉机制等，都是为了让司法在面对政治高压和公众情绪时仍能保持中立，使司法能够成为社会冲突中的“最后裁判”，而不至于被看作某一方的武器。而公正性则要求司法一视同仁，无论身份、地位、阵营，都要在同一套规则下接受评判，这也正是法治与人治的分水岭。

查理·柯克之死，终究是极少数人射出的子弹。这颗子弹能否被制度消化，而不是被极化情绪无限放大，将对美国社会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运行再良好的制度，也不可能阻止每一次暴力的发生；但在暴力之后是否依然去发现真相、坚持程序、守护透明、独立和公正，并以此促进社会中大部分人的反思和行动，才是最终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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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