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哲轩被称为“数学界的莫扎特”。这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华裔数学家，24岁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终身教授，31岁获菲尔兹奖，该奖项是数学界的最高奖项。

他现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致力于研究偏微分方程和调和分析等高深莫测的数学问题。解决的问题之复杂，可能需要博士学位才能理解。

但过去几周，他却专注于一些更普通的财务问题：筹款。

作为菲尔兹奖得主，陶哲轩一直被认为是当世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然而他也未能幸免于7月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取消。特朗普政府指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和偏见处理不当，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

法院下令恢复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拨款，包括陶哲轩的资助项目。但目前无法发放新的资助，这使得他担任特别项目主任的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IPAM）面临风险。陶哲轩的研究领域虽然深奥，却能带来实际的现实益处。例如，他在IPAM的一些工作帮助提高了核磁共振扫描的速度。

数学常被描绘成孤独天才的神秘追求，但陶哲轩却是许多数学家的英雄，他以广泛的兴趣和与公众的互动而闻名。

数学和政治通常不交织，但陶哲轩却直言不讳，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谈到了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在美国做研究的吸引力以及数学的重要性。当被问到是否会离开美国，他说，以前根本不会考虑，但现在“非常希望留下，事情恢复正常”。

以下为陶哲轩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问答：

问：您目前的资助情况怎么样了？

答：我收到《Bulwark》一位记者的邮件。他先是告诉我，我的资助被暂停了……然后还漫不经心地提到，这里的数学研究所IPAM也被取消了资助。那是一个比我个人资助大40倍的资助项目，情况严重得多。突然之间，我们三个月的运营资金都没了。

由于之前的资助延迟，我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自己的暑期薪水。我已经推迟了一个月，这没问题，我能承受。但IPAM没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运营超过几个月。所以，过去两周左右，我们一直在紧急筹款模式下运作。我见了许多捐助者。

问：我和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交流过，都说因为他们资历较深，自己会没问题。但他们对早期职业研究者和科学家表达了很多担忧。

答：我获得的NSF资助主要用于支持我的研究生，让他们有机会去参加会议，这对职业发展非常重要。还可以让他们免去一学期的教学任务，专注于研究。在那个职业阶段，3000美元的薪水真的很重要。

问：你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发展你的事业？

答：我自己并没有强烈的离开澳大利亚的愿望，当时我才16岁，我并没有真正考虑过地缘政治之类的……我在普林斯顿的导师写了一本对我本科学习影响很大的教科书。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走进普林斯顿数学系，看到教授名单上那些我在书里读到过的名字。

美国一直有很强的科学声誉，至少在我有生之年是这样。这体现在科研活动的规模和对科学的普遍支持上，直到最近两党都是有共识的——他们认识到科学能够带来繁荣，有助于国家安全。科学是一种公共利益。这里的文化非常积极。人们雄心勃勃、思维开阔、善于合作，他们渴望创造经久不衰的东西。

问：过去几周你都在筹款而不是做研究，正常情况下你会做什么？

答：我现在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利用新兴现代计算机技术，比如最著名的人工智能，还有形式证明助手和像GitHub这样的协作平台，重塑我们做数学的方式。

传统上，数学家们通常独自工作，或者以三四人的小团队形式工作。我们经常使用纸笔。……与其他学科相比，我们仍然非常老派……我希望组织一些实验项目，将一个大数学问题分解成小块，然后尝试众包一些部分。有些部分留给专业人士，然后使用现代软件来协调和检查所有贡献——像其他学科已经开始进行“大科学”那样进行“大数学”。我们还没有类似人类基因组计划或希格斯玻色子实验的成果，仍然停留在20世纪初或更早的水平。

问：大多数人对数学的体验远低于你的水平。发现数学新成果是什么感觉？

答：对我来说，数学是发现那些你不知道存在联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20年前，我在IPAM工作，研究图像处理问题。就像核磁共振扫描仪（MRI scanner）一样，扫描人体时，它会接收一定量的数据。你需要重建一张高质量的人体高分辨率图像，以便检测肿瘤。

原来，有一道非常古老的数学题叫做“硬币称重”。题目要求你拿出12枚硬币，除了一枚是假币（要么太重要么太轻），其余都一样。你有一个天平，可以比较两边的重量，任务是用天平找出假币，但只能用三次。

结果发现，解决称硬币问题的数学与从少量测量数据中提取高质量图像的数学非常相似，尽管它们的来源截然不同。所以，一旦你将它们转化为数学，就能看到相似之处，然后你就可以用解决这些难题的思路来帮助解决这些MRI扫描问题。事实上，由于我20年前在IPAM所做的工作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贡献，最先进的MRI机器……实际上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算法，这使得MRI扫描速度提高了近10倍。

问：一些科技领袖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方面能力超群，人类科学家将变得无关紧要。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答：它会改变科学。就像过去计算机改变科学一样。科学家很多时间花在繁琐的事情上。120年前，数学家们会花很多时间手工计算求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有了计算机，这部分工作可以交给机器，数学家就能专注于其他事情。

遗传学是个好例子。过去，测序一个生物体是一个博士项目。但现在，你可以花一千美元送到测序仪，就能得到完整的序列。这并不意味着遗传学博士过时了，而是这些博士生在做更有雄心的事情。

问：过去七个月，很多院校（不仅仅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经历了放缓和不确定性，有时又会出现逆转，影响往往是暂时的。如果情况最终恢复正常，为什么不确定性会造成影响？

答：因为这涉及到计划、预算以及心理状态。要做最好的科学，你需要相对平静的心理状态。打个比方，假设家里有点冷，60（华氏）度，你把暖气调到72度。但如果温控器突然调到100度，又降到40度，最后回到72度，理论上温度对了，但你感觉不好。你无法放松或高效工作，尤其是担心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联邦政府过去的一大优势是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是美国的一大强项。

问：你对未来乐观吗？你会考虑离开美国吗？

答：我在美国30多年的经历都很积极……它提供了很多东西，虽然不完美，但你感觉这里能发生大事，真正的好事。

现在充满了不确定性，12个月前，如果你问我，我会离开吗？这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现在，我非常希望留下，希望事情恢复正常。最难恢复的是可预测性和稳定感。

支持美国积极面的人现在必须站出来为之奋斗。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事，实际上得到了两党的支持，使得美国的某些制度在过去70年里得以维持运转，因为这个体系有效。现在，这种假设已经不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