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東昇

玻璃杯里的铁观音泡了半天，像团发胀的海带。下午三点，这个西北县城的乡政府办公室里，王琦盯着杯底这团褐绿色的“海带”出神，他推了推眼镜，“真怀念湖北老家的绿茶。”窗外的山是赭黄色的，六盘山余脉在此铺开，风裹着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一年前，23岁的王琦从武汉一所“985”高校毕业后，一心考公。他算过笔账：老家大城市动辄几百比一的报录比是独木桥，而这个离家1000公里的西部小镇，报录比不到20:1，是阳关道。

“1000多公里呢。”母亲感叹。王琦点开手机地图，从湖北老家到西北小镇的直线距离，像从作业本这头划到那头。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林源。他的准考证仍夹在《二号首长》里，A4纸的边缘磨出了毛边——那是他“上岸”的凭证。照片上的他穿西装、留寸头，一脸严肃。他本想让相机捕捉自己“稳重可靠”的气质，结果打印出来，倒像是落马官员的通报照。

林源的老家在华北的一个县城，2021年临近毕业时，体制内的家人告诉他，“现在逢进必考，谁也操作不了，全靠你自己。”为了绕开当地的激烈竞争，他报考了西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边境乡镇。

当考公赛道变得空前拥挤——以2025年国考为例，报名总人数达3258274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4万余人。其中一个仅招录1人的岗位，甚至出现了1万多人报名——“去远方上岸”对年轻人来说，成了一种充满诱惑的现实主义选择。

他们从华中、华北等地出发，背离繁华，朝着地图上那些用虚线标注的腹地，逆流而去。

5000公里外的风沙与高原红

在1000多公里外“上岸”的确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报了现在的乡镇岗位。3月中旬笔试结束，顺顺当当进了面试；总成绩出来后体检，接着是考察。6月公示结束，办了录用审批；7月，他接到了具体报到通知。

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像被抛进了另一套语法系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晾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由于海拔高，林源的待遇也高，“每月工资和绩效加起来，能拿1万多，平时几乎花不了什么钱。”除此之外，他每年有两个月左右年假，放假就回老家。

边境乡镇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说自己平时“什么都干”。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乡里的村子几乎种不了农作物，多以牧业为主。他差不多能熟记每家养了多少只羊。

郭少军对自己的选择也总体满意。这个西部县城的待遇甚至比家乡好太多——刚去的头一年，他每月工资6000元，公积金2000元，且还会逐年上涨。单是公积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还高。因为是应届生，当地还为他退还了大学学费。而他每天的花销，不过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业费、垃圾费等。

“在老家当老师，每月工资才三四千。”郭少军翻出手机里存的招聘截图给我看，某县2024年教师岗报名统计中，一个小学美术教师岗后跟着104个名字。而他报考的这个教师岗，总共才几个人报名。

他常想起毕业第一年的同学聚会上，班长说，“咱们美术系，考上编的就两人”。郭少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更在意的是职称评定，“这里的政策是工作满几年直接评中级，不用发表论文。”郭少军说，像他这种二本毕业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师编，评中级也得熬十年。

王琦则总说自己穷。每月5号发工资，到账短信弹出时，他总盯着那个4000多元的数字。但日常花销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饭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销，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镇当公务员，王琦格外忙。办公室的工作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后来给领导写材料，接触的领域更广了，连孤独的空当都没有。

回到老家，他也同样能收获同学们的羡慕，“我们那一届几百人，据我所知，最后考上公务员的，算上我也不到5个。”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价同样沉重。

对王琦来说，最熬人的是顾不上家里。有次母亲打视频电话，轻描淡写说自己摔了一跤，在医院缝了几针。看着母亲纱布上渗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也被同事介绍过对象——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本地人。两人约在奶茶店，女生问，“打算在这里长待吗？”王琦说，“不知道，我爸妈在湖北。”女生搅着奶茶里的珍珠，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转达，“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误不起，算了吧。”此后，王琦再没相过亲。

“在这里结婚显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对林源来说，结婚也是他和家人最头疼的事。有次视频电话中，母亲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上周订婚了。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谁能照顾你？”林源把镜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在阳光下发亮：“你看这风景，多好看。”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

先行者

这股逆向的潮汐并非始于近年。18年前，高局长就已经在偏远地区“上岸”了。

高局长今年40岁，在西部某地级市任局长，正处级。这个级别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纪能走到这一步，晋升已然算快，“我当年也是以应届生身份来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院子，浑浊的雨水拍打着院里的碎石。办公桌上的玻璃保温杯里，熟普洱的沉渣积在杯底，茶汤浓得像生抽。

高局长是山东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国已全面停止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大学生需自主就业。从报名人数看，“国考热”始于2003年：2002年国考报名6万余人，2003年猛增至12万余人，此后报名人数持续高速增长。

到2007年高局长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达447.79万人，而当年国考仅招录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虑到竞争压力和未来晋升空间，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拧开保温杯，他有时反倒怀念当时的无所畏惧。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中组发〔2019〕10号

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搁浅、逃离与重返

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抵达。

周舟，今年大专毕业，学的是铁道技术类专业。他的成绩不算突出，100多名同学里排在中下游。当年选铁路类学校，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路院校好就业”，可今年仅专科（高职）毕业生就高达552.58万人，就业压力一点没减。更关键的是，毕业前夕他才发现，很多铁路局的岗位至少要求本科学历，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千挑万选后，他看中了西部某铁路局下属边远工段在招一个操作岗——铁路局直接签约，相当于“铁饭碗”，还免笔试。他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去吧，虽然远，但好歹是份稳定工作。”

那地方有多远？周舟点开手机地图一搜：距老家3580公里。若不是这次找工作，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地名。很快，他按要求报了名。当时他挺自信，觉得那么偏僻的地方，总该没什么竞争压力。他跟同学念叨着要去西部，家人也开始帮他收拾行李。

可录用通知迟迟没等来。家人托了几道关系打听，才知道岗位早已定了人。

“人家说，今年报名的就我一个大专生，其余都是本科。我现在能做的，要么继续提升学历，要么找个第三方派遣到铁路的工作。”周舟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边远地区好‘上岸’，去的人多了，也就卷起来了。”

郭少军也感受到了这种“卷”。学校缺语数外老师，音体美老师则已经饱和，“我2023年考试时，一个岗位只有几个人报，现在已十几个了。”他还听说，好像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小学、初中都不招高中以下的老师了。

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去边远地区

有人是去不成，有人是逃出来的。

做老师后，郭少军注意到，每年办公楼走廊的公告栏里，都会贴着最新的教师名单，一半以上的名字来自河南、湖南等地。“去年来了三个南方姑娘，过年回去就没再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空位，“她们说受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风沙。”

王剑就当了“逃兵”。他学的电力专业。本科毕业后通过校招，进了国家电网某省公司的一座变电站。当初选这个岗位，是因为它要求通过统一考试，录用后合同期通常为“3年+5年”，表现优异者可转无固定期限合同，算是电力系统的“铁饭碗”。他拍着胸脯说“没事”，心里盘算的是“编制稳了，工资比老家高两千”。

变电站设在边远地区的大山上，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每月休息的一周，其余时间都得待在几乎没人迹的大山里。第一个月，王剑跟着老师傅巡线，背着二十斤的仪器在山里走，脚后跟磨得出血，他咬着牙没吭声，晚上用热水泡脚，血水混着沙子沉在盆底。

比巡线的辛苦更难挨的是孤独。冬天大雪封山，可能两个月也出不去。他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去县城的电竞酒店，通宵打游戏，也不让保洁员打扫。屋里总飘着泡面味和烟味。以前他讨厌这些味道，现在却觉得是“人间烟火气”。

山上的网络时好时坏，于是他到电竞酒店还有个任务——在手机里下载电视剧，专挑长的下。《甄嬛传》《琅琊榜》《亮剑》《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他每部看了不下两遍。除了剧，还有各种玄幻网文，越长越爱。

上班第二年起，他开始失眠，后半夜总听见铁塔的嗡嗡声，像无数只蜜蜂在耳边飞。他会爬起来绕着院子走，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熬了几年，失眠没好，幻听反倒加重了。

去年他辞了职，在家歇了段时间，去了一家接网络预约的维修公司，日常帮客户修电器。“不后悔去变电站，也不后悔辞职，人每个阶段想要的不一样。”王剑不再想“上岸”的事了。这让他看清一个悖论：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胡鹏飞的样本似乎更加复杂。2019年，他考到西部某乡镇，带着一双新买的运动鞋和一本485页的《大清帝国》离开了家乡。上班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同事去催收新农合款项，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颠了四个小时。50多岁的女主人端来热水，他喝了几口才敢开口，“新农合今年涨了30元，您家5口人，总共比去年多150元。”女主人没说话，从床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皱巴巴的零钱。数到最后还差5块，胡鹏飞自己垫上了。

2024年服务期满后，他选择辞职。收拾行李时，发现当初带来的新运动鞋，鞋底磨平了；至于那本《大清相国》，他连100页都没看完。

镇领导说，“去年来的选调生，待了俩月就走了，你算久的。”胡鹏飞没接话，他发誓不再考公。回到老家，他转而创业，结果败得一塌糊涂，房贷都还不起。今年他重新翻开《行测》，准备再次考公。

“我今年28岁，还有7年时间。”胡鹏飞制订了计划：先尽着老家的公务员、事业编、国企考，实在考不上就再选边远地区。要是边远地区也考不上，就找个民营企业上班。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那时可能过了35岁，民企或许也不要了。他跟妻子说，“要不我考研吧，这样‘上岸’机会兴许更大些。”“你看着办吧，我已经累了。”妻子说。

胡鹏飞重新翻开的《行测》教材上，落了层薄薄的灰。

他想起催收新农合款那天，垫上的5块钱。当天回宿舍时天已黑透，他摸黑煮泡面，才发现没水——水管冻住了。他裹着棉被坐在椅子上，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朋友圈里，大学同学正在上海外滩，烟花把黄浦江面照得通红。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此刻，他依然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地点与姓名，均做了隐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