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董鑫

日前，《中国组织人事报》刊发评论文章《让基层告别“踮脚竞赛”》。

文中指出，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亟需破除非理性的集体内耗，让干部从“踮脚竞赛”中解脱出来。

考核评价是基层治理的隐形杠杆，指挥棒指向哪里，资源和力量就流向哪里。当基层干部不再为“留痕”而奔忙，便能专注“留心”；不再为“迎检”而焦虑，便能专注“迎需”。

领导干部带头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一级做给一级看；部门之间提前沟通、能合则合，减少“多头指挥”；对基层探索中的失误，多包容、多指导，少随意问责、少无谓折腾，让“试错”成为“试对”的起点。

全文如下：

在剧场里，若是前排有人站起来，后排就会跟着踮脚，原本坐着都能看清，最终演变成人人站到凳子上，费力却无益。基层治理中，也有这样一幕：看到别人开会布置，便担心自己态度不够；看到别人台账成册，便唯恐准备不足；看到别人层层加码，便跟着步步加高。于是，文件越印越厚、会议越开越长、迎检资料越做越精美，干部忙得像陀螺，群众却难得实惠。

这种“别人站、我也站”的心理，正是困扰基层减负工作的“剧场效应”。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亟需破除这种非理性的集体内耗，让干部从“踮脚竞赛”中解脱出来，回归服务群众的初心本位。

“剧场效应”的发生，是一种“集体保险”心理的自然外化：在责任边界模糊、评价标准多元、问责压力传导不均的情境里，个体往往以多做一点对冲未知风险，用跟着大家替代独自承担。当这种心理在科层体系中层层放大，“加码”便从偶发动作演变为默认选项，最终形成人人受累却无人受益的内卷格局。

其根子在于制度供给与治理需求之间出现了缝隙：规则不够透明、节奏难以预期、考核过度倚重可见痕迹，导致基层在不确定中被迫用过度准备换取安全感。

破解之道，在于把不确定变成可预期。制度的价值，不仅在于发布禁令，更在于提供稳定预期。当年度发文只减不增、会议计划刚性约束、督查检查严格管控，基层干部便无需凭猜测行事，也无需靠“加凳子”自保。规则一旦透明，注意力便会从“如何不被问责”转向“怎样更好服务”，治理重心随之回到群众需求。

制度之外，还需校准指挥棒。考核评价是基层治理的隐形杠杆，指挥棒指向哪里，资源和力量就流向哪里。若仍以材料厚度度量担当、以展板数量衡量态度，“剧场”便难以真正降温。只有把群众满意度、问题解决率置于核心位置，把现场办公、随机走访作为常态方式，才能让“做没做”让位于“做成什么”。

评价维度之变，实质是政绩观之变：从“向上交卷”转向“向下答卷”，从“自我证明”转向“群众认可”。当指挥棒指向实绩，基层自然会把时间还给群众，把脚步迈向现场。

减负不是减担当，其本质是腾挪形式虚耗的空间，让担当更加精准有效。文件少了，腾出的精力可以深入田间地头；会议短了，留下的时间可以倾听群众诉求；督查合并了，节省的脚步可以跑向项目一线。关键在于，把责任压实到该压实的层级，把资源下沉到最需要的地方，让“层层负责”真正替代“层层加码”。

当基层干部不再为“留痕”而奔忙，便能专注“留心”；不再为“迎检”而焦虑，便能专注“迎需”。治理效能的提升，往往就藏在“坐下”之后的从容里。

让所有人坐回原位，还需要耐心与合力。长期形成的惯性，不会随着一纸文件瞬间停止，破解“剧场效应”，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环境的柔性引导。

领导干部带头开短会、讲短话、发短文，一级做给一级看；部门之间提前沟通、能合则合，减少“多头指挥”；对基层探索中的失误，多包容、多指导，少随意问责、少无谓折腾，让“试错”成为“试对”的起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才能把“站着”的焦虑转化为“坐下”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