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文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法院8月21日开庭审理的一起案件，引发了人们对离婚冷静期和家暴的再次关注。

案件起因是5月22日凌晨凤冈县发生的一起惨剧——男子刘某杰在离婚冷静期将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毒杀。刘某杰与妻子结婚11年，今年5月17日，女方提出离婚，遭遇男方的捆绑、拘禁和死亡威胁。后男方同意签署离婚协议，进入30天的离婚冷静期。5月21日，女方再次被刘某杰拿农药威胁和捆绑，侥幸逃离后报警。5月22日凌晨，刘某杰在家庭微信群留言称已给子女服毒，警方赶到现场时，两个孩子已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刘某杰自杀未遂。

等待刘某杰的当然是严刑峻法，但年幼的孩子何其无辜，他们的母亲也是侥幸才与死神擦肩而过。很多人把注意力放到了离婚冷静期，认为假如没有这30天的离婚冷静期，孩子或许就能逃脱毒手。近年来，舆论一直呼吁应当对我国现行的离婚冷静期制度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夫妻一方具有家庭暴力、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成员等严重危害家庭成员人身安全的情形，则其申请登记离婚时不必适用离婚冷静期。

这种观点应当支持，但本案的焦点其实不在于是否适用冷静期，而是暴露了现实中针对家暴受害人法律救济和社会支持衔接的不足，尤其对未成年人子女的保护存在欠缺。

我们以往讨论家暴案件的时候，总是说受害者应该放弃幻想、勇敢逃离，但分了手、离了婚，威胁就解除了吗？2020年的拉姆案给出了悲观的答案。她比相当多的家暴受害者勇敢，两次离婚，可她如此努力挣扎自救，还是招架不住。2020年9月，复婚被拒的唐路残忍地将她烧成重伤，可怜的女人在医院痛苦挣扎了16天后离开人世。

在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中，受害者晓玲察觉到丈夫李森“异常冷静”，就像是暴风雨到来前的平静，她预料会有大事发生，但警局再一次忽视了她的求助，最后她和两个孩子都死于李森的毒手。

回到本案，女方也是在提出离婚之后遭遇死亡威胁，她也报了警，也向家人求助。

如果她没有侥幸逃脱，可能就会和两个孩子一样死于刘某杰的毒杀。对这样的被害人，我们不能问：你为什么不离开，你为什么不早离开？而是要问：我们该怎么保护这个人？

这是一起极端恶性的家暴凶杀案。虽然只有极少数的家暴会升级到如此残忍和极端的程度，但几乎所有恶性家暴案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点：暴力是从小事开始慢慢升级的，而这些小事可能会被忽视。凶手不会突然失控，在每一个阶段，凶手的行为都是有迹可循的。

在本案中，凶杀发生之前，当刘某杰发现无法改变受害者的离婚决定时，他的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他似乎变得平静了，甚至还签署了离婚协议。但这可能是杀人的前兆和暴风雨前的平静。从无法挽回婚姻转向杀死她，当她逃走的时候，再将愤怒转向没有反抗和逃脱能力的子女。这些危险的信号在案发前就已经出现了，他对黄某飞的捆绑、监禁和多次使用农药威胁，他在社交媒体里发布“最后的狂欢”，都是信号，但警方没能识别出这些危险信号。

基层执法者往往对“致命暴力”的极端可能性预判不足，尤其当行为人没有暴力前科的时候，更容易低估其行为的危险性。本案的核心教训在于，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家暴威胁，“宁可信其有才”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处置原则。

在本案中，如果人身保护令和庇护制度得以有效适用，就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理想中，它的适用是这样的：当凶手已经使用了捆绑和农药等致命武器时，被害人报警，警察可以联系法院签发人身保护令，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刘某杰违反人身保护令，警方可以实施治安处罚。在成熟的庇护制度之下，警方可以强制带离子女，并对其进行临时安置。有研究显示，凶手在短期内找不到受害人，家暴升级为凶杀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因此，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在暴力尚未升级时，社会应当有怎样的响应机制加以制止？在危险信号出现的时候，警报就要拉响。家暴的本质不是家务事，尤其是未成年人无法自我保护，社会必须承担起守护的责任。本案之所以让人如此痛心，是因为它本来可以被阻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