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亚东

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举国同悲。作为曾经的媒体人，老刘不由得为某地方大报犯愁——因为就在两天前，该报刚发表了一篇题为《拿没拿洋奖项，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的评论，在网上引发不小的争议。

老刘愁的是，报道杨振宁先生事迹和生平，若刻意回避诺贝尔奖，这是一个难度系数极高、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就好比描绘黄山胜景，却绝口不提那棵立于绝壁、冠盖如云的迎客松。迎客松当然不是黄山的全部，奇峰、云海、松涛共同构筑其意境，但这棵松树早已成为黄山最鲜明的符号、绕不开的图腾。

迎客

诺贝尔奖之于杨振宁，也正是如此。1957年，他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此殊荣，成为首位华人诺奖得主。这份荣誉不仅是他学术生涯的高光，也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中国科学界注入信心，成为公众认识这位物理学巨擘的重要窗口。然而，正如迎客松无法涵盖黄山全部之美，诺奖也远非杨振宁学术成就的全部——1954年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被公认为麦克斯韦之后规范场论的重大突破，奠定了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石，其价值足以再次问鼎诺贝尔奖。

回到那篇评论。咋一看，没什么错呀，但你是不是觉得怪怪的，哪里不对劲？老刘我连续抽了三支烟，才终于捋出了头绪。这篇评论看似理性客观，试图跳出对“洋奖项”的盲目追捧，实则暗藏多处漏洞，甚至在多数公共议题场景中，容易沦为回避实质问题的话术。它集齐了四种典型的逻辑谬误。

一是“稻草人谬误”：虚构对立，自说自话。

正常讨论中，极少有人会将“获得国际奖项”当作“定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唯一或核心标准。多数人提及洋奖，仅是将其视为科技突破、文化传播、学术创新等细分领域的“参考坐标”之一，而非整体发展的“评判标尺”。但该论断刻意将对方立场曲解为“用洋奖全面定义发展”，再针对性批驳——如同先扎一个脆弱的稻草人，再轻松将其击倒。这种策略看似赢得辩论，实则回避了“如何通过国际奖项反思领域短板”的真问题，让讨论陷入无意义的自我说服。

二是“虚假两难谬误”：非黑即白，窄化认知。

该论断隐含一个二元预设：要么把洋奖当作“定义性指标”，要么彻底否定其价值。这种思维忽略了现实的复杂——任何国际奖项虽不能全面、直接衡量经济、民生等综合发展水平，却能反映特定领域的国际认可度与科技突破力。例如诺奖背后，往往关联一国的科研投入与创新生态；艺术类奖项则折射文化输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完全否定其意义，实为拒绝借助国际视角进行校准，容易陷入自我封闭的认知误区。

三是“红鲱鱼谬误”：转移焦点，回避实质。

当讨论触及某些领域的具体短板时，比如基础研究转化不足、文艺创作国际能见度不高等，“洋奖无用论”常被用作转移话题的工具。以“我们不需要洋奖证明自己”来回应，看似彰显自信，实则回避了“如何提升质量、增强国际对话能力”的核心问题。这样的焦点转换，使讨论从“如何改进”滑向“是否需要奖项”的伪命题，阻碍了对真实短板的深入剖析。

四是“否定相关性谬误”：割裂联系，违背事实。

虽然“获奖”与“发展”之间并非严格因果，但完全割裂二者的关联，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从历史数据看，诺奖、菲尔兹奖等的国别分布，与国家的教育投入、科研自由度和产业创新力呈现明显正相关；国际设计、文学类奖项也往往与文化产业成熟度、软实力输出能力密切相关。一概否定这种关联，等于主动放弃一个重要的“国际参照系”，不利于我们在全球格局中精准定位。

老刘最后想说，健康的公共讨论，既应警惕“唯洋奖是从”的盲目，也要避免“洋奖无用”的偏执。“拿没拿洋奖项，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这句话，若用于纠偏“以奖代评”的片面思维，确有积极意义；但若将其作为拒绝国际比较、掩盖发展短板的“挡箭牌”，则容易因逻辑漏洞导致认知偏差，反碍进步。真正的发展自信，在于“向内扎根”与“向外参照”的平衡——既立足本土实际筑牢根基，也敢于借助国际奖项等多维镜鉴，照见不足、推动反思，在开放中走向更高质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