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 备受冲击。

近日，湖南郴州市发布公告，全市开发区管理机构从15 个精简至 11 个，缩减比例达27%；开发区管委会内设机构从80 个精简到 41 个，降幅高达49%，而编制数量，已从815 名减至 680 名，其中处级领导职数减少3 名，科级领导职数减少45 名。

事实上，湖南郴州只是体制内精简编制浪潮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多地机构改革频频登上热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河南。

河南省启动事业机构改革，省直事业机构精简比例不低于50%，事业编制精简不低于30%，财政拨款事业编制精简比例不低于10%，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及编制16 名以下的事业单位。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渐进式调整，河南此次改革堪称跑步前进。

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地方机构改革，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地方财政真的没钱了，实在难以支撑庞大的开支。

这里的“没钱”，一方面源于支出规模过大，另一方面则是收入持续萎缩。

先看支出情况。

河南省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数量多达16 万个，编制人员超200 万，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编外人员。

按照常规的编内与编外1:4 的比例推算，整个河南的泛体制内人员总数估计高达数百万，每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依赖财政供养。

由此，河南省的行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17%，远超全国11.7% 的平均水平。

为了供养额外的行政人员，不得不挤占其他重要领域的资金，财政早已不堪重负。

再看收入方面。

2023 年河南土地财政收入为 1622 亿元，而三年前这一数字为3324 亿元，直接腰斩。

另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是转移支付。2023 年河南省财政支出达 1.1 万亿元，但税收与卖地收入总和仅6900 亿元，于是中央调拨了5800 亿元转移支付，使其成为仅次于四川的第二大转移支付接收省。

通常认为，四川获得最多转移支付是因为承担的任务多、牺牲大，而河南获得较多，恐怕更多是出于“扶贫” 目的。

但“扶贫”久了，中央恐怕也会有顾虑。

况且，转移支付的资金主要来自沿海发达省份，而这些地区近期受国际因素影响，未来几年转移支付的空间不仅难以扩大，反而可能缩减。

多重因素叠加下，河南若不加大改革力度，恐怕会被沉重的财政负担拖垮。

因此，这次改革的背后折射出两大变化：

第一，地方盲目扩张思维的终结。过去城市边界不断扩大，机构数量膨胀，编内编外人员激增的现象，在如今的大紧缩背景下，都将成为历史。

第二，地方财政模式走到尽头。地方财政“去地产化” 已成必然趋势，各地土地财政的 “水龙头” 逐渐关闭，必须逐步向税收财政乃至新一轮资产税财政转型。

此次改革虽有“狂飙突进” 之势，但也有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减上补下，减县补乡”。事业单位的编制并非直接裁员，而是一部分下沉到基层部门，一部分调整到科技、教育、民生等其他领域，这种做法值得肯定。